特别是一些亲友老劝我留在香港享享福，说什么'两边都不沾，两边都不会得罪'。我很认真地回答他们说：'政治立场不是货物，可以摆在天平上两边一样重。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祖国早日统一，可就有人不愿意，不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，而斤斤计较个人得失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怎能不表态？我是坚决主张统一的，我能两边不沾、两边不得罪吗？那种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都不管的人，活下去，活得再好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将来子孙后代要问起来，在祖国统一问题上，当年你是持什么态度？你怎样去回答他们？你能说得出，我当时只顾个人生活得好，还和过去一样去唱'国家事，管他娘，搓搓麻将'，受人咒骂一辈子吗？'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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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提前回京。我因住旅馆，可以随时走，女儿同妈妈、姐姐住在一起，就不那么容易走了。虽然她在妈妈、姐姐多次强留不让走的时候，再三表示不愿享那种现成的福，也不认为那种生活就是美好，更相信十亿人民的祖国，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决不会没有真正美好的前途，只有经过自己努力，有自己一份力量在内创造出来的幸福生活，过起来才有意义。但这些话，有些人听起来，是无法理解的。所以当她告诉妈妈'爸爸走，我也走！'的时候，回答是'爸爸走，你不能走！'这也算是一场斗争吧！女儿坚持下去，最后还是胜利了：'同意你和爸爸一起走！'

对许多关心我的老朋友，临走前，不便前去跟他们告辞，于是我只好写些信去告别一下。信中大致有这么几句：

'喜未迷途，尚能知返。苦海无边，不敢再跳！回头有岸，岸在北京。来日有便，旅游探亲，均极欢迎。依依惜别，后会期多，请加保重、临行致谢，恕未登门，敬请原谅。'

直达广州的特快列车闪电般地奔驰着。我的心啊，却早飞回了祖国的首都﹣﹣北京。

回到北京，有些亲友对我准假一年而一月不到就回来，感到不大理解。他们认为，有的人没有条件居住海外，都不惜降格求一安身之处；而我们有那么好的条件，不到期就往回跑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：共产党和祖国人民关心我们，爱护我们，给予我们最大信任，我们怎舍得抛弃自己的祖国，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，寄居在外国人统治下生活呢？我作为一个爱国人士，这只是一点起码的、应有的爱国表现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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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来后，接到不少香港亲友的来信，有说：'你过去不会下象棋，可是你这回却给对方将了一军。'我在回信中也风趣地说：'过去我不会下象棋；今后，我一定要勤学苦练，学点本领，好再将他们几军。'这是在说笑话，也是我的心愿。

在老友中，我第一个要去看望的就是杜聿明。因为香港一些新闻界的老朋友都很关心他。过去他是个新闻人物，自己还专门办过一份报纸。特别是他和国民党元老于佑任是陕西老乡，他常常去看于，于大胡子又最爱与新闻界人士打交道，所以香港许多办报纸刊物的人，听我说杜聿明正在生病，都要我回去看他时转达他们对他的问候和关心。受人之托，应忠人之事。更重要的是有几位虽在台湾领取美元薪俸（工资）却很希望祖国早日统一的爱国者，他们告诉我，现在北京全国政协一些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写的东西，在香港发表后，台湾虽不准许入口，但在香港居住的一大批'钱在台湾拿'的人，都很爱看，看后有些还能传到台湾去。所以我想请杜聿明写点东西寄到香港发表，便特地去探望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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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醉与女儿沈美娟

见到杜之后，我才知道他的病情相当严重，虽然他女儿杜致礼从美国为他买了新的医药器材，北京最好的医生在为他治疗，但仍难根治。我一连去了三次，最后一次才得到医生允许去看他。前两次他正在作输血手术，不准见客。第三次去时，他已经能下床。他一见我，便把我紧紧抱住，急于想知道我在香港看到一些老朋友的情况。我告诉他：许多亲友要我问候他，都很关心他。他听了很高兴，连连说：'去信时代我谢谢他们。'后来我说许多亲友虽然30年不见面，而且长期生活在海峡两岸，但见面之后，并没有因为天然的海峡和人为的阻碍，而影响到彼此过去的私情。他们还和从前一样亲热，并互相关怀，畅所欲言，没有什么顾虑。他听后非常高兴，连说：'这和我的估计基本上是一致的。大家都是中国人嘛！我们私人之间又没有半点仇隙。老朋友毕竟是老朋友，什么都可以坦诚地谈谈。'他停了一下，又笑着说：'我这几天都在等你来，想你帮我写一篇东西去香港发表．.'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抢着和他开起玩笑来。我说：'你让我这个'快工出粗活'的人来代你这'慢工出细活'的人写东西，我不敢接受。因为我写出的东西，准不能使你满意。'他又和过去一样，在我背上击了一掌：'快工快久了，熟能生巧，也就变成又快又好了！'这是多年来我和他开玩笑说惯了的两句话。他写东西，一向是字斟句酌，坐着一写就是半天。写好后，改了又改。他不论是写历史资料或发言提纲，都是这样严谨，一天也写不了三几千字。而我却与他恰恰相反，只要事先考虑好了，心中有了准备，便坐下边想边写，从来懒得打草稿，所以一天有时能写上七八千字，少也得写五六千字。因此，他常常笑我是'快工出粗活'；并经常指出我因快而写错别字和丢三落四的地方。而对于他写好的东西，我就像'从鸡蛋挑骨头'那样去挑剔毛病，也不易挑出什么大毛病来。所以我和许多人都称他是'慢工出细活'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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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到他的病刚好一点就想写东西，心里很难过，又很感动。除了开玩笑说不代他写外，还很诚恳地劝他：'现在唯一的是把身体养好，写东西以后再说。'出我意料地，他竟严肃地对我说：'我急于想要写的，是有关祖国的统一问题。你能不代我写、劝我不写吗？'我被他这几句话感动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！看到他这种热爱祖国、忠于祖国的满腔热忱，我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他的委托呢？虽然我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远不如他写得好，但也愿意勉为其难地来献丑一次！他看到我有同意写的表示，才又高兴起来。他说，从我回京，他便有此打算，准备要我代他写。因我是刚从香港回来，总算是亲自接触到一些台湾方面有关的亲友，比他能够更理解台湾老朋友、老同事们的心情。他昂起头来看着窗外，几滴老泪从他眼眶里滚了出来。我当时吓了一大跳，忙问是什么事？他很有感慨地说：'老弟，祖国的分裂，过去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的死亡，现在许多同胞骨肉不能团圆，甚至连通一封信都不可能……这一切我们都要负责任的。我是想告诉台湾的一些老长官、老朋友、老同事和旧部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一定要把祖国的统一大业，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。这是一个既复杂而又简单的问题，不能让它留到下一代去解决，否则，那会让后人永远不能原谅我们，历史将谴责我们。今天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责任、更有义务把这一光荣任务挑起来，这才符合祖国和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，所以要用只争朝夕的精神，立刻动手，再拖下去，就更对不起人民了！'

听了他这一番话，谁又会不为他的热爱祖国的无比深情而万分激动？我马上问他：'用什么题目呢？'他说：'就用我刚才说那些话中间的两句吧：'祖国统一大业，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。'我是考虑了很久的，你看怎样？'我连说这个标题很醒目，一看就能吸引住人。我答应回去就动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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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醉早年与家人合影

我回家后，没想到这次香港之行，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，除了客多，信多之外，还有一些记者和杂志的编辑来找我写东西，我都一一婉谢。而一些来信中，不少是托我打听在香港、台湾等地亲人下落的。亲人离散的苦痛，我是饱尝过的，对这些陌生人的请托，我都愿意托海外亲友向台湾等地探询，希望他们能与亲人取得联系，进而能与亲人团聚。这是一项相当繁重的额外负担，但我心甘情愿，尽力之所及去做。因为我既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，使我能去香港与亲人见面，虽没有全部见到，但总算是见到过一些，我应当把党和人民赐给我的恩情与温暖，分享给所有托我寻找亲人的人。我怎能独享而不帮助别人呢？何况这也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啊！

由于香港之行太累，回来没能好好休息，又急于想把杜聿明要我写的东西赶出来，因此我的心脏病常常发作，加上长期靠药品维持，肝区也出了问题，写东西的事便拖了下来。等我带病再去看望杜聿明，准备和他谈一次就动手写的时候，杜聿明连说话都很吃力，我怎么好忍心再去让他动脑想东西？他看我说话的语气也是有气无力，便劝我休息几天再写。

回到家里，隔几天就得上一趟医院。杜聿明刚刚又好一点，便要他的夫人曹大姐来家看望我。我心里明白，他是急于想把那篇东西写出去，可是我却不能起床。

1981年5月7日上午，我的病好一点，便去政协汽车队要车，准备去看杜聿明。谁知一个晴天霹雳！政协一位工作人员也正在要车，他告诉我，杜聿明已于凌晨去世！我听了立刻头晕目眩，刚说出一句'我跟你们一道去……'便一下坐在地上。幸好有人扶着，没有倒下。他们都劝我不要去，马上扶我回到办公室休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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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醉在大陆的唯一女儿沈美娟与丈夫孩子合影

由于等杜聿明在美国的女婿杨振宁博士来京，直到5月23日才举行遗体告别。我在老伴和女儿搀扶下去到北，看到他的遗体，我不由得痛哭失声。

25日下午，我再次由人搀扶参加了他的追悼大会，当政协主席邓小平、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和方毅、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了之后，由肖克将军致悼词。其中写道：'20多年来，杜聿明同志力求进步，热爱祖国，做了许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工作。'

这是党和人民对他作出的最光荣的结论，肯定了他解放后对祖国和人民作出的贡献，生前死后，都给了他应有的荣誉。这对我们这些来自国民党的人，真是一种极大的鼓励。

追悼会结束了，我还站在他的骨灰盒和遗像前，默默表示：他生前想写而没有谈完的东西，我将一字不漏地写出来；他没有完成的遗志、没有能亲眼看到的祖国统一，我也将同海峡两岸的老长官、老同事、老朋友一起，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政策下，努力来完成。等到那天到来，我一定会赶到他的灵前，向他报告这一特大喜讯。

我回家后，再也支持不住了，便睡在床上，考虑一定要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，把他的后半生，从十年改造到特赦后的工作、生活等情况，特别是他在病中尚念念不忘祖国统一所讲的那些话，都写出来，让在台湾和国外的许多亲友看看。我刚能起床，便动笔写，不料写不到几百字，我患的室性期前收缩的心脏病又大发作，二连律一个接一个，便只好停下来躺在床上；待到每分钟停止跳动的次数不超过10次时，我又背着家里的人，以需要安静为借口，关紧房门，伏在枕上写起来。这样，写一天也写不上1000字，但我仍然坚持写。到了1万字左右时，我实在支持不了，连校对一下都没有气力了，只好送请中国新闻社向港澳和海外发出去。

5月30日，家里的人看我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便送我去阜外心脏病专科医院复诊，因我去年在这里住院治疗过。一照心电图，大夫立即留我住院，连坐车回去一趟都不准，病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，以致大夫一再地埋怨我太大意了。

6月中旬，悼念杜大哥的文章先后在香港《文汇报》、《新晚报》以及美国等地《华侨日报》发表了。有的报是分几天刊登的，最多的是《新晚报》，分成11天才登完。亲友们把海外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剪下寄给我时，还特地把台湾在香港办的《香港时报》7月3日用'申公'署名的'返璞集'一文也寄给了我，那上面写了'统战走卒沈醉，又写淮海战役始末歌德文章。如果把名字改为沈不醉，文章的作用可能更大一点'。不管是骂还是讽刺，至少他们得看一遍，才知道我写的内容，在许多铁的事实面前，他们也无法否认与反驳，顶多只能骂我又在歌功颂德。我认为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的深恩厚德，我是要歌颂一辈子的。我现在是一个行不更名、坐不改姓的人了，决不能像过去，一天可以用几个化名，干出许多见不得人，伤天害理的事。